南下北归线年曙光一号研制成功后，各方面的评价相当高，次年这一突破性研发成果就写入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政府报告中。

　　李国杰曾有过一个推广部专门推广这样的产品，但是市场反应并不踊跃。同年，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提出，希望曙光能够充当科技领域的“刘邓大军”，为杀出重围去搞产业化运作当敢死队。

　　当时李国杰的最初设想，是把这个科研成果交给国内的一些企业去做，比如联想，但是找了一圈没人接，因为所有接触过的企业都感觉这太难做了，比代理微机难得多了。

　　1995年，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表示愿意与李国杰主持开发的曙光高性能计算机项目来投资合作，并在深圳成立了中国曙光信息产业集团。

　　李国杰获得了一块5000平方米的地，一幢楼，其他的还有2000万元的投资经费。这不啻是一场及时雨，当时这个公司有7500万元的注册资金，其实中知识产权是2000万元。

　　曙光成立后的10年里，总部一直设在深圳，并借壳深圳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但是工作人员和业务几乎都在北京做，税收主要交给北京，当时的大股东是深圳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重点在房地产，股权结构的问题约束了曙光公司的大发展。因此一段时间内曙光公司的流动资金一直十分紧张，这成为曙光发展的一个大障碍。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李国杰开始考虑曙光北上。只是北京的公司太多，优惠政策多，但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得到，因此最后中科院计算所与天津高新区共建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产业基地，成立了天津曙光计算机公司，并取得了曙光公司的控股权。曙光公司在天津高新区是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在土地、流动资金等方面得到天津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因此近年来的发展形势很好，利润大幅增加。

　　时隔多年后，李国杰回忆起这一段产业化初期最关键的日子，有如是心得：对于一个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选择股东实在是太重要了。当时没得选择，最后能轻松的获得深圳方面的投资，李国杰对此表示幸运与感谢的同时，也有点小小的遗憾：因为曙光最初的股东不是最合适最好的股东。

　　“产业化需要资金支持，现在看起来，一定要尽量运用社会力量的支持才行。因为当时没有过多的选择，不像现在说可以找风险投资，当时就是谁给钱我就给谁做。其实一个好的投资商，不单单是给你投钱，从你这要利益，它也会带来其他相应的东西，比如管理，比如其他的一些促进与帮助。在管理与运营上，曙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正真获得来自股东的支持，这对曙光的发展而言是一个不小的缺失。”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媒体报端上很多这样的“院士总裁”，他们气度儒雅，在专业与商业领域都有着令人艳羡的地位与成绩。一时间，高学位高商衔的双高总裁们，是我们商业界推捧的品牌人物。

　　在李国杰看来，企业家与科学家各有各的专业素质，能够兼美者极少，“可以说，企业家也好，科学家也好，都应该是特别的材料打造的，目前看起来，国内两个家的素质都拥有的，实在很少，而且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企业家更加稀缺一些，有的企业家是天生的，有其特有的素质，这么多东西是无法在学院里培训中获得的，企业不是看几本MBA书就能管好的，这里面有些是艺术，有些是悟性，管理之道从几个简单公式中推导不出来。有的人学了一辈子MBA也当不了企业家。”

　　其实在企业与科学之间，我们也一直存在这样的误区：多少年来，科学院认为我出成果，通过移交给公司制作、推广、销售，然后获得市场成功。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科学院没有去考虑，即“你的产品有没有好好地交出去”？如果没做到这一点，那么市场必然不会很成功，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科研人员责怪企业对科技不重视，企业界认为科研人员做不出可以商业化的产品。

　　“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让科学家什么都一杆子干到底并不是好事，要确定一点认识，技术的确可以推动企业的发展，但是技术不一定能保证企业的成功，企业的成功需要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一起作用。应该相信社会的力量，让企业到我们科研机关单位来寻找项目，在企业吸收技术的过程中，来完成定义产品的过程，过分宣传成果的市场化推广，我个人以为，未必是一条好的路子。”

　　李国杰以自己为例，他不做总裁后，曙光的整个市场运营顺畅了很多，去年一年的利润达到了6000多万元，“比我当年自己做要好。所以，科学家可以关心企业化，但是绝对不可以要求每个科学家都去自己做，这种要求不切实。比如说创新的工作怎么是企业做的呢？不是科学院做的么？这就是一个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要有一个战略关系，中关村的科学家很多，对企业家的辛苦不太体会，多少有点瞧不起商人，所以不太接受商人，中关村真正的创业家不多，科学家们了解市场的也不多，所以要双方多沟通多理解。”

　　李国杰对于中关村的创新，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关村的创新口号喊得很响，而且也有不少企业在技术开发上投入了不少的资金，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足。在李国杰看来，它们却正是中关村创新的主体：“中关村的科研力量有待提升，目前中关村的确拥有一些自己的技术，而且有一些的技术上的含金量还不低，但是中关村的创新创业氛围并不是很蓬勃。在这里，一个博士毕业后自己创业的难度很大，去年中科院毕业了200多个博硕士，可只有2个人选择自身创业，占百分之一不到。在中关村里讲创新，应该回到企业为主体上，但是中关村很少有这样的企业敢投资做5年以上的产品更新换代的研发，绝大多数都是人家做得差不多了才介入，这样的话，核心技术大多数都还在人家手里，中关村企业在这一点上显得目光短浅。”

　　李国杰以诺基亚为例，它当时还只是芬兰的一个小企业，“规模还比不上现在中关村的一些企业”，他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停止了整个收入中最重要的电视业务，全力以赴去做手机，6年后终于借其早一点投入早一点开研发的优势，成为行业的领头羊，“我们的企业目前没有像诺基亚这样的前瞻性地来下这样的决心，这一种原因是体制决定的，因为做技术不合算，你做人事关系，做做某些公关，可能得到的直接好处更多更快，多快好省来盈利，嘛还要吃力不讨好地去做技术？目前中关村的企业有七八成的所谓研发技术，都是在做一些渐进的创新，就是摸着石头一步步走，没有前瞻性，没有指导性，他们会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小小修改，却不愿意去做一些创新。中关村的企业应该多有一些高瞻远瞩，多做一些技术前瞻性的思考，别一味地埋怨政府或者用户不支持。”

　　李国杰强调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单个企业如何创新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产业的环境和公共的意识，注意共性的技术。我注意到，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培养并不够，你仅靠产学研三方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要共同合作，共同突破核心技术。”

　　他以液晶显示屏为例，指出中国以前做CRT的时候，很是风光了一阵，世界上绝大部分的CRT都是在中国生产制造的，但是对于液晶，我们忽略了，正是这一忽略导致了我们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落后，“政府在十五计划的时候拿出了一个亿，去支持液晶显示屏的研发，但是投入方向上就没有重点，本来就不多的投入在几个领域平均分配下来后就更少了，结果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情况究其原因，也是和整个体制息息相关的，因为我国主管部门的人员任期有限，三年四年一任，任内必须要见政绩，而信息产业的技术研发常常要至少10年才能见到一些成效，这是一个矛盾。你看英特尔是1969年才开始做处理器的研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成果。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只记住了吃饱的最后一个馒头，根本没想到，在这最后一个馒头前还吃了几个馒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多做前几个馒头的工作。”

　　当问到未来20年内，对哪些中关村企业更为看好时，李国杰表示比较看好三种企业：“一个是做信息服务的企业，比如百度，还有腾讯，这一类产业是信息产业的大头；一个是做元器件的企业会有一些惊喜和希望出来；另外一个就是生物企业。这三类企业将会是中关村未来发展的大头，加工业为主体的企业前途很有限，像南方的一些加工公司，为电脑品牌商们挣了不少钱，但是自己却亏本。”

　　此外，李国杰还提醒中关村，要切忌忽略技术和无视技术成果的国界：“中关村发展了20年，当然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的问题，北京这一个地区，学校科学院所多，所以不稀缺技术，甚至有些时候会产生对技术的“冷漠感”。不像外地，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科技院所布局的不合理了。此外，我们发展自己的创新基地，要强调技术的自有性。现在有不少外企的研发中心落户到中关村，这些研发中心来了之后，先产生的力量不可能是向外溢的，而是往内吸收的，比如人才，比如创意，都会往它的整个研发中心里吸引，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技术成果是有国界的，要注意控制技术成果的走向，而不是光看这个研发基础建在哪里，产权在哪里，税收交给谁。”